2。私会党崛起争势力
义兴与海山党建立小王国，唯后期不敌注册社团
如果说，英国人先是借助当地的华人领袖或有地位的人来控制华人社会，以为英殖民政府牟利，那么到后来英国人则是利用私会党魁来担任甲必丹，以驾驭华人社会，监督他们和灌输大英帝国的思想。
私会党传入马来亚，也是与中国移民同一时期。根据巴素博士说：“马来亚华人私会党，大体来说，出于天地会分脉，亦称为洪门或三合会，在中国已生存有好几个世纪，原本属于宗教或慈善自助的团体，而在满清时，具有‘反清复明’的政治意识。”
私会党结合暹人在槟起暴乱
三合会大约是成立于1674年，即清朝入关后约卅年。他们打起“反清复明”的旗帜，并发愿：“严守秘密，歃血饮酒，结为义兄弟”。
档案显示，在槟榔屿开埠后的13年，即1799年，私会党已在槟城公开活动，且曾鼓起暴乱。据槟榔屿的海山会领袖刘亚昌供述，1825年，他们已备有300只小船，结集1万5千暹人，1千华人及8千马来人，准备在槟起事。
如果此说确有根据，那证明早期的私会党，也拥有反抗英殖民统治的政治思想，但因力量不足，有需借助暹人的支持。
不过，历史资料也指出，华人并不真正支持暹罗入侵，有的支持吉打苏丹所展开的维护尊严和地位，确保吉打安宁。吉打州，早年某些华人领袖对马来王室的效忠，几乎变成了传奇的故事。
李氏兄弟（李欲修及李欲正）和甲必丹戴春桃（又名戴春华），对当地社会的忠诚服务的事迹，长久遗留在本世纪初当地人民的记忆中。
4大私会党变相为华人的“统治者”
1821年暹罗占据吉打，迫使大批马来人集体逃往槟城和威省。但吉打苏丹在当地人民，包括华人的合作下，维护社会秩序和应有的权利。直到1909年，英暹条约签署后，吉兰丹、登嘉楼、吉打及玻璃市的宗主权归英国。
巴素博士发现，1825年时马来亚有下列四个私会党组织：义兴、和成、海山及华生。
他们的初期组织结构是：海山与义兴，散布于殖民地各处，会员均服从会中领袖的命令及约束。
他们称其领袖为大哥，这些私会党分作四个、八个或十二个主要干部，然后分成许多支派，每个干部及每个支派，都有一位头目管理。
从唐山（中国）南来的移民，叫做“新客”，他们来到任何一个地方时，这些会便派人邀请他们入会，假如他们拒绝的话，便会受迫害。
由此可见，早期的华人结帮立会，在表面和名义上是讲求兄弟义气，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，但实际上却是领袖在培植势力，以向英殖民政府争取更大的利益。
在政治方面，他们是没有浓厚的倾向，虽然标榜“反清复明”，但在利益争夺底下，私会党已沦为争夺地盘的组织了。
尽管如此，英人还是没办法控制他们，以致巴素博士形容私会党组织是“政府中的政府”，俨然是马新华人的“统治者”。
义兴与海山冲突升级
莱佛士的私人秘书文西阿都拉在其自传中，有描述私会党强制华人入党的情形，迫使他们就范，否则受到毒打，甚至被杀害。
以当时的情形看来，南来的华人一无所有，他们别无选择，只有被迫参加这些私会党。根据史载，私会党后来竟分成两大派系，一为义兴，一为海山。这两大派系吸纳不同省籍的人士，且以拉律的暴乱为最严重的冲突实例。
霹雳的暴动也称拉律暴动。拉律以产锡闻名，起初归海山党人开采，首领是郑景贵，地盘是在吉利包矿区（即今太平监狱地）；另在太平甘文丁，则归义兴党人所发掘，首领为苏亚昌。两党为利而争，兼之籍贯互异，“义兴属粤之四邑，海山属闽南五县”。
另一说法，义兴以广东人为主，海山以客籍人为主。首次暴动发生于1862年，继之1872及1874年再发生第二及第三次暴动。
私会党鼓起暴动之前，已断续在各地发生暴乱，如新加坡、槟城、马六甲以至砂拉越，例如新加坡1851年的大暴乱，起因于私会党不满一些华人改奉天主教，结果造成500人丧生。
槟城于1867年也发生在三合（义与）与督公（大伯公）之间的殴斗，竟展开10日大械斗，使全市陷于瘫痪。
然而最为重要者是拉律的第3次暴动，终于启开英政府干涉联邦内陆的序幕。署名的邦咯条约就是于1874年签署的，英国的参政司制度是逐一推进半岛内陆。
私会党被严控，渐让位予合法华团
私会党的政治意识是随着首领而发展的，他们曾反对英国的施政，也抗拒任何对他们利益有损的约束，更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国。
但是狡黠的英国统治者，在这方面是随机应变的，当无法镇压时，便采取笼络手段，例如义兴党和白旗会（White
Flag，由马来人及印度人组成）的领袖陈亚炎被委为甲必丹，而海山党三合会首领郑景贵，也同样出任甲必丹，他们之间既是敌对，但在拉律事件后，也有合作的地方，在霹州议会上为华人利益据理力争。
甲必丹亚贵（郑景贵）和陈亚炎，身为华人社会的代表人物，始终不把个人利益放在大众利益之上。这二位旧敌表现出一种令人仰慕的特性。自从两党纠纷媾和之后，他们欲变成亲密朋友。
据知，陈亚炎后来成为郑亚贵第四子的契爷，这个孩子就是有名的郑大平。
尽管私会党存在着违反法律乃至不良的记录，到了1877年被政府控制其活动，但私会党并不因此而绝迹。在十九世纪下半叶，仍然在政治潮流的冲击下，表现其不定动向。
不过，在华人社会的公开影响之下，已让位予合法的华团组织了。
综而观之，私会党当时的政治潮流不是倾向西方的，因此他们与英国的合作除了保护既存的权利外，领袖更想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。
一般而言，他们继承了旧中国的传统和宗教。譬如槟城海珠屿的大伯公张理，即被认为是最早来槟的华人，因此拜神成为华人思想的重要部份，封建的意识十分浓厚，同时也由于华社自成一体，对于街道的命名也与英文的意思截然不同。
由此可以想像，他们是在英国的殖民地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社会。不过，他们已缺乏“反清复明”的政治意识，现实主义已经取代他们对于理想的追求。
清廷设领事馆直接与英政府起冲突
尤有进者，加上赌博与抽鸦片大行其道，华人的思想即被麻木，而对政治显然不热忱，除非是关系到切身的利益，才起而反抗。利益的冲突和争夺，及对工人的剥削已使私会党变质，而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，成为一种绊脚石。
不过，这些私会党不尽然已无政治意识，尤其是任首领的，或多或少存有对中国的关心。郑景贵是其中一个例子，他在发迹后，偶尔返回家乡，捐输救济中国水灾及战争救济金。
后者是在李鸿章提督指挥下的法越战争时期捐献的（清廷支持越南，以阻止法国威胁中国安全）。满清政府为酬答他的捐献，特封赐予“二品官”衔头。这又显示早期的华人领袖，有部份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清廷的。
1877年，英政府任命白麒麟（Walter
Alexander Pickering）为华民护卫司，是为英人直接干预华人事务之开始。
华民护卫司亦为社团注册官。1882年危险社团法令生效后，宣布海山公司为非法组织。1889年社团法令通过，1890年，海峡殖民地政府援引新的社团法令，封闭所有华人私会党组织，并将一部份私会党徒驱逐出境，所有的社团必须重新登记才能公开活动。
同时，就在英国设立华民护卫司的同一年（1877年，即光绪三年），清廷也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，首任领事为胡亚基。
1890年，清廷接着在槟城设领事馆，首任领事为张弼士（张振勋）。领事馆的设立意味着清廷认定当地的华人是它的子民，因此有受保护的必要，而在这方面与英国的华民护卫司制度起了冲突。因为英国认为，住在马来亚的华人必须接受英人的统治，无其他势力可以在殖民地施行治外法权。
英国坚持不让清廷对华人发生政治影响，只是允许通商的连系，以致两者关系不能协调，且演成一种政治对抗。但是，鉴于华人的倾向，清廷在唤起华人对中国的关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。
其中一个实例，是一位新加坡富商陈金钟独捐4千令吉，给清廷作为救济饥荒基金。
很显然的，清廷对英国的妥协，只委当地人出任总领事，而不是由清廷遣派，是进一步的激发当地华人对清廷的效忠，虽然是住在英国统治的地方。这种通过领事馆的活动，使清廷占了优势，尤其是在政治意识的灌输，尽管当地的华人服膺于英国的法律。
第一间正规华校——槟城中华学校
从华文教育和华文报业的发展，即可见诸一斑。在当时清廷的政治思潮影响下，华人对文化和教育乃告热心起来，虽然于1729年，清代雍正间，槟城设有一所五福书院及1888年（光绪十四年戊子）又设一间南华义学，但属于私塾性质，学校规模尚未形成。
第一间的正规华校，当推建立于1904年（光绪卅年）的槟城中华学校，接着雪州有尊孔学校，霹州有育才学校之设，此风一开，全马各地纷纷兴学办校，教育风气至为蓬勃。
华人办学，没有得到英殖民政府的资助，完全是在自力更生的情形下，传播华文教育。直到1920年，英殖民政府实施一条法令，要求对学校及教员进行登记和统制，并对华校实施津贴制度，虽只限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，而马来属邦不包括在内，不过华人还是不断发展华校。
据巴素博士统计，1938年，单在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的华校生逾9万名，英校生有2万7000余名。换句话说，读华校的人数远超过英校的数目。
同样的情形，也反映在华文报业的兴起。虽然马来亚的第一份华文报，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》，是由教会主办，富宗教色彩，前后刊行六年半，但真正具有规模和有启迪作用的是1880年在新加坡开办的《叻报》。
它是一份形式较多样化的华文报，创办人是薛有礼，一位土生华人。他受过英文教育，但对中华文化酷爱，陈蒙鹤女士在《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，1880年至1912年》的英文专书中，对《叻报》创办的动机曾分析，她认为不是为利，而是为推广中华文化，改进华人社会风气，且具有爱国意识。
《叻报》内容包括新闻、社论、通讯及广告。新闻有本坡新闻、外埠新闻及国际新闻，前后刊行51年，第一任主笔叶季允，乃被礼聘南来主持笔政，达41年之久。
马六甲青云亭，华人最古老结合组织
学校和报纸俱是传播智识和文化的所在，对于政治思想的灌输，也是至为重要的工具。因此，从早期的华校和华报性质看来，清廷所要宣扬的是一套维护帝制的封建思想，对于儒家学说的重视，不遗余力，目的是要鼓起华人对清廷的效忠和跟随保守的政治潮流。
必须提起的是华人社团，在促进民族意识和保护会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。一般认为，华人社团的组织是伴随华人南移的产物，虽然它很早就存在，但因早期私会党的势力庞大，支派很多，以致成为华人社会的“保护者”，社团的重要性也就相对减低了。
直到英殖民政府在1890年对付私会党组织后，公开注册的社团便如雨后春笋而起，取代私会党的作用。
当然，这不是说社团较私会党发源迟，而是其功能在较后期才表现出来。马六甲的青云亭是华人最古老的结合组织；槟城的广福宫，建于1800年。
初期，庙宇与地缘性存有混一的迹象。1801年，槟城嘉应会馆的前身“仁和公司”成立，建筑为庙宇，槟城的广汀会馆前身为“广东公司”，成立于1801年。马六甲的应和会馆成立时，初称“梅州众记公司”，1825年改称为“应和公司”，嗣后始再改为“应和书馆”。
